杨红香：写给母亲

曾经的我，想过很多词语来形容母亲：善良、勤劳、隐忍、坚强、宽厚、柔和、沉静……似乎都是，但又不都是，我真的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定义母亲。怎样写母亲呢？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却又一直不敢写，怕自己拙劣的文字还原不了母亲本来的模样。那就跟着记忆走吧！记忆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和母亲有关的一些人、一些事，不需要想起，就在那里。

扁担悠悠

印象中，我们家的扁担总在母亲的肩头。

挑水是母亲每天清晨必做的功课。无论晴天雨天，无论寒冬酷暑。那时，烧火做饭的吃水是要挑的，而且是到邻村饶家沟去挑。饶家沟有方很大很深的池塘,也有人把它叫深港，深不见底，里面的水又清又甜，是附近三个村落的吃水塘。我不知道挑满一大缸水要多少担，母亲来回走要多少趟，要用多长时间；只知道，每天醒来到灶屋里去，就看水缸里是满满的，用葫芦瓢舀来喝，甜津津的。

夏天的草长得分外茂盛，高家畈的地势高，野草、野蒿格外长格外壮，晒干后做柴火耐烧，火势旺，在缺柴少火的人家，每年这个季节尽量多储备些。我和姐姐上早学之前，就和村里其它的伙伴一起，到高家畈的田埂地垄上抢占地盘，蓐野柴草。姐姐在前面用锄耙挖、镰刀割，我在后面用棒槌捶打掉草根上泥土，一堆堆码放整齐。当太阳洒满田野的时候，母亲挑着竹垸来了，用她的袖子擦擦我们脸上的汗珠，笑着说：“今天挖这么多！”我和姐姐喜滋滋的，帮母亲将柴草装好。然后母亲挑着柴，腰板直直的，轻快的走在前面，姐姐扛着锄头随其后，我抱着棒槌跟着小跑。在重重的柴草的压迫下，扁担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成了乡间清晨最动听的乐曲，还有青草的味儿，到处都是，好闻极了。

农忙时节，扁担更是闲不住了。至今心有余悸的是“双抢”。七月中下旬，早稻成熟，要收割；晚稻要种，不可耽误。有农谚为证：早稻，不插5.1秧；晚稻，不插8.1秧。也就是说，在十天半月里，要完成收割、打场、犁田、插秧等活儿。家家都在抢收，抢种，那火热的场面，就像天上火热的太阳。

割完稻谷，我和姐姐们抱晒好的谷穗，父亲捆草头，母亲的扁担换成了冲担，一担一担的将草头挑回屋后的晒场上。那时感觉大人们的脚步不是在走，而是在赛跑。每个人的汗衫都汗透了，脸上的汗珠，就用扎在冲担上的毛巾擦一把。母亲就是其中的一员，那时的母亲有流不完的汗，有使不完的劲，那时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那担子重不重，那肩膀挑不挑得动。

刚刚割出的稻田迅速灌水，父亲套上牛，犁田、耙田、平田，望眼欲穿的秧田在烈焰的直射下，明晃晃的，热腾腾的。在公鸡的呼唤声中，在小鸟的嬉笑声中，在母亲的催促声中，开始了漫长的插秧劳动。插晚稻秧了！那秧田好大好大呀，我和姐姐左手秧把，右手扦插，动作迅疾，秧苗飞舞，真想快快把那块田插完。可是一低头，从两腿间望去，一望无际的是水，田埂真的是遥不可及。直起腰，正在沮丧间，母亲又挑着一担秧来了，放下扁担，将秧把一把一把，甩向水田里，那秧把在空中形成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均匀的落到我们的身后。秧甩完了，母亲端起路边的搪瓷杯，咕噜咕噜的灌了几口水，扯起衣襟擦擦汗，才笑着对我们说：“莫太赶，留些劲，慢慢插。”她挑起垸子，走向秧底田，扯秧去了。就这样，母亲一担一担的秧挑来，我们一棵一棵的秧插，到傍晚，那个一亩三分的田终于插完最后一棵。母亲拖着肿胀的脚步回到家里，将扁担竖放在墙上，进了灶屋，一会儿，炊烟从我家灰瓦的屋顶缭绕起来。

我们姐妹也曾愤愤不平的说：“人家大多是男将挑草头，我们家怎么是女将挑？”母亲那时总是笑着说：“你爸草头捆得紧些，挑在路上散不了，再说，他捆的又不大，我挑得动。”“你爸犁田打耙，才是最累的。”“你爸秧扯得快，涮的干净，扎的整齐，你们插时好分秧些。”“你爸草垛堆得好，过了冬天，雨水也没渗到里面，喂牛的草都是干干净净的。”“棉花抗旱，都是你爸管的。”……

再后来，邓小平复出，父亲头上的那顶阴差阳错政治帽子终于摘除了。才断断续续听母亲说，父亲在“镇反”“土改”“文革”等运动中，多次被批斗，差点丢了命，双腿就是在运动中整得落下了毛病，不能承受太重的力。所以，但凡有担子，母亲就自己毫不犹豫的扛在肩上。听母亲说：“有一次，家里断了火，米缸里一粒米也没有。她一大早挑着100来斤担子去糘米，一连走了几个村，从我们新畈村，到六合村，到米筛村……直到半下午才在吴河村站到班，将米糘了。”至今我都无法想象，母亲那瘦弱的肩膀蓄着多大的能量，她是怀着怎样的心境将长长、曲折乡间的小道踏遍！

那些扁担，至今还在！

推开老屋的们，穿过堂屋，后面的储物间里，有三根扁担竖靠在墙上，长短不一，宽窄不同，有一根的两头还用麻绳系着桶钩，那桶钩都有斑斑的锈了。扁担都呈黑褐色，泛着微光，仿佛在无声的丈量着它们和主人挑过的担，赶过的路，走过的日子……

剪刀沙沙

“磨…剪…子欸…… 锵……菜…刀……”悠长嘶哑的吆喝声由远而近了，村里的婆婆们、大妈们、姑娘们应声而出，纷纷汇聚到村头。那棵高大的槐树，叶子全无，只剩枝丫，初冬的阳光泼洒在每个人的身上，光亮里是满满的暖意。还是那个瘦小的老头，已经将他的条凳稳稳的安置在树下，磨刀石固定在条凳的一头，他自己骑坐在凳子上，接过大小不一的剪刀、菜刀，左手右手分别摁住两端，有节奏地来回磨砂起来，“沙沙…沙沙…”的声音在空气里流转，像是极美的乐音。

母亲的剪刀磨好了。那老头直起腰，用他那块看似脏兮兮的抹布将剪刀上的锈水擦得干干净净，将刀锋在他的大拇指上来回刮试，“好了！大姐，你试试看！”母亲对着阳光端详那把剪刀，只见刀背乌黑，刀刃锐薄，刀尖闪亮。母亲小心翼翼的用那块蓝布将剪刀包好，递给老头五分钱，（好像是这个价吧）热闹也不瞧了，快步向家走去。

剪刀在农闲时光，粉墨登场啦！村里的女人们拎着提篮、捧着藤萝，叽叽喳喳的围坐在我家，纳鞋底，绣花垫，绣花帘，缝衣服……此时，母亲大多是帮她们剪鞋样。就听见在“沙沙”的细碎声中，各色纸张：报纸、牛皮纸、贴画纸、包装纸，在母亲的剪刀下，瞬间变成鞋样，大人的、小孩的，平口的、松紧的，蚌壳样、猫耳样，……篮子里的针头线脑，鞋、垫，布片，成品，半成品，五彩缤纷，渲染着年即将到来的喜悦。

母亲会为我们每个人准备新鞋过新年！她早早将破得不能再破的衣物，补丁又补丁的，一块块用剪子拆开，洗得干干净净，选个大晴天，起五更，用小麦粉子在锅里熬成浓稠适中的糊糊，在房门上，或桌面上，糊鞋壳子了。一块一块大小不一的各色布，被母亲平平整整粘贴在木板上，寻个朝阳的地方暴晒，仅一天的时间，就晒得干干蹦蹦的。母亲稍用力，由上而下一拉扯，“斯”的一声响，鞋壳就抱在了怀里。

母亲将鞋壳剪成大小不同码子的鞋底，一般有四层，开始白天夜晚纳鞋底。我记得，母亲纳的鞋底，铺白色的面，滚白色的边，针脚密密，横看树看，都是一条线，线与线形成的规则整齐的小方格，非常好看。鞋帮所用的布，也是些零碎的布头，我不知道这些布头从哪里来。只知道，母亲会将这些各色的布，合理裁剪，巧妙拼接，做成的布鞋、棉鞋，过年时，一穿在脚上，就跑到村子里炫耀，总会获得大人们的夸赞，当时的得意真的是无以言表。

我们似乎没有真正的新衣过新年。家境好的人家，每到过年，便要接裁缝师傅到家里，做两三天，为一家老小量体裁新衣。我家是没有钱给兄弟姐妹扯布作衣服的。记得姑妈家条件较好，表姐们穿小的衣服总是给了我们。母亲就用她的巧手，她的剪刀，为我们改新衣。她下一扇房门，搁在两条长凳上，案板就成了。母亲将衣服比量着大小，进行裁剪，飞针走线；有些地方磨破了，选用相宜的布缝补。冬去了，年到了。大年初一，穿着母亲缝制的“新衣”拜大年，不知道让多少孩子羡直了眼。

那时，粮食是不够的，饥肠辘辘、饿肚“咕咕”是经常的。母亲带着她的剪刀走向了田野。灰灰菜、野艾蒿、石灰菜、甜菜苗、野芹菜、马齿苋、地菜、草子……从田间、地头，池塘边、沟渠里，仔细找寻，一棵棵扯回家，剪去根部，撇去外层的黄叶，洗得油光放亮。这些野菜有的炒着做菜，有的和着米粒煮成菜粥。我们总是呼啦啦的喝进去、吞下去，尽管有些许苦涩在舌尖、在咽喉，那味道仍是清香的、可口的。

槐花挂满枝头，白白的，一窜窜，密密匝匝，淡淡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散。母亲扛着木梯，架在树干上，枝丫间，她将背篓挂在胸前，一步一步爬上梯子，槐花就在头顶，就在眼前啦。她左手托着花簇，右手举起剪子，小心地剪下，再小心的放进篓子里。洗净后的槐花，常用来煮粥，焖饭，清炒，每每下锅，香味直往鼻孔里钻，真的是禁不住唾津的潜溢了。有那么一两次，母亲狠狠心，将一个鸡蛋和槐花做成汤，那感觉就是人间至味！真的，再也没有那样的汤，那样的味了……

那时，母亲的剪刀是我们全部的热望：是温暖的衣衫，是美味的食物。

如今，那把剪刀已经很老了，老得像母亲掉光了牙的牙床，再也咬不动任何东西了。它静默的躺在五屉柜的最下一层的抽屉里，凝视着相伴相随的老朋友：抵指箍、针线、鞋样袋、绣花绷，似乎要洞开尘封的岁月，看见自己最初的模样……

至今仍与母亲如影随形的老器物，还有一弯镰刀、一柄铁锨、一把锄头，它们和母亲一起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那漫长的光阴，都氤氲在厚厚的黄土里，长出一茬又一茬蓬勃的新苗。土地在，母亲的希望就在。母亲的人生何其艰难，但她痛而不语，苦而不言，微笑着在泥土里，站成一棵树，成为父亲、我们兄妹的支柱！

母亲，我们靠你而活！

土地上求活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