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成功了，但这种“成功”正在成为它的“原罪”。

其对跨国药企的“邪恶定性”，对天价药产生的复杂链条的简化，正一步步反噬《药神》的口碑。

几乎可以肯定，《我不是药神》终将失守9分这一神作门槛。

它的最终落点会是多少？

比起这个问题，我更关心争议的由来和价值。

今天的文章，应该是关于《我不是药神》的最后一篇。

既然是最后一篇，当然得请大家出手。

影评人老师@梅雪风，他说，这个争议背后的本质，其实是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主流电影”的厘清。

文 | 梅雪风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所引发的争论，和这部电影一样有价值。

最大的争议是，它把里面的反派简单定义为跨国药企，典型的柿子挑软的捏，而在现实当中药企也许是最无辜的。

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非常雄辩的逻辑，就是说，如果药企不挣钱的话，还有谁来研发这些药物呢？要知道，现实原型里的这家药企在前期研发这个癌症药物的时候，一共花费了大概有几十亿美金。

福布斯公布的全球主要跨国药企近年研发支出，图片来源于观察者网

如果把这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药企，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劫富济贫的底层思维。

不得不说，这种说法相当在理，这也是这部电影无法臻于一流的原因——

它对药价高企复杂和更残酷原因的回避，让它丧失了抵达现实深处的力量，但这种处理，也应该是这样一个题材能够上映的原因。

我们应该钦佩那些做烈士的人，但是你不能道德高标地强迫别人一定要做烈士。

能够在现有的环境里比以往更贴近真问题0.01公分，这也是一种道德勇气和良知的坚守。

有朋友说有钱的跨国公司高管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丑角形象，说明这部电影有一种我穷我有理的陈腐逻辑，这里面有一种民粹的倾向。

这确实是历史悠久的思维传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的是同样的事情。

即使在好莱坞，底层人物也有着先天的政治正确。

简单来说，有钱人的原罪，是全世界艺术史中最经典的套路，基于对这种俗套，以及这种俗套透露出的反智倾向的反感，加上我们历史上很多权力者对民意的操弄，让很多人对此相当愤慨。

所以，最好的文艺作品都是不道德化的，它是对以往道德化刻板印象的反动。

就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鲁迅的《阿Q正传》，都是对底层民众精道却又刻薄的解析。

这也是一种真实。

但需要指出的是，套路往往是更大的真实，它也许并非完全现实里的真实，但肯定是一种更本质的心理真实。

《药神》切中就是这种更本质的心理真实。

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在这个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大变革中，我们很难分辨其中有没有暗箱操作或者灰色地带，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恐怕也很难说自己的屁股一清二白。

如果忽视这种巨大的分配不公，才是对这个世界更大真相的更大忽视。

《我不是药神》里，正是这种每个自处其中的个体都可感知的巨大真实，才让所有人都能沉浸其中。

买不起药的病人，与跋扈冷漠的医药代表，这种巨大分裂的化身，使得他们能与那种巨大的集体意识轻易共振。

对于一部大众电影来说，如果它能替大众讲出，他们焦灼地感知到却无法准确说出的现实，那是它最大的成功，也是它最大的道德。

我们当然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一种陈腐的道德正确的立场上来说话，但也不能为了避免这种道德正确而刻意地说反话。

有朋友问我，这种不呈现真实问题的成因，只顾替观众发泄情绪的做法与《老炮儿》《前任3》有什么区别？

我必须得说，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有些电影更多是自恋的一种变种，都是对于自我的感情、甚至是时代的粉饰。

而《药神》起码对于时代问题没有问避，它虽然简化了答案，但罕有地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的普遍道德焦虑。

这部电影中程勇的纠结，其实是整个中产阶级的潜在纠结，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既是整个社会不义财富再分配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这种分裂感在程勇身上我们能看得相当明显，他当然可以在商言商，但巨大的道义压力最终让他脱胎换骨。

这个故事外在是与药企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斗争，但本质其实是个选择题。

在道德与钱面前，我到底选择站在哪一边？

这是一个相当古典的问题，甚至是已经显得很迂腐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当代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