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意思，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我同时参加了两次高考考试，两次出现在高考考场上。这样的情景，恐怕并不多见。

高考恢复，不仅是国家大事，对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对66届高中毕业生而言，也是大事。因为12年前，正当我们高中毕业，跃跃欲试准备参加高考之时，“文革”突然降临。

那还是1978年，我正在北京郊区一所中学当老师，教高三毕业班的语文。一天，我到学校的传达室接电话，不经意间看见电话机旁有一张当天的《北京日报》，报纸下方刊载着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启事。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1966年春天我参加中央戏剧学院初试、复试，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即将入学时，一个“跟头”，把我绊到北大荒的情景，我与大学失之交臂。


我决心再次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谁想到教育局通知，凡是在校教师参加高考只能报考师范院校，无疑给了我当头一棒。

但我还是执意报名并着手准备复习考中央戏剧学院，这是我第二次考这所学院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向学校一再申明这个理由，不管学校同不同意，反正我决心先考了再说。

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安排在春末，分为两场，一场是戏剧文学常识，另一场是写作。考场是在离中央戏剧学院不远的鼓楼的一个大厅里。这个大厅，“文革”期间一直处于封闭状态，这次考试使它重见光明，这之后，它还曾变为卖邮票等物品的小卖部。那里四周没有窗户，只有大门透射进来的少许阳光，室内照明全靠灯光，大白天的，一片刺眼的明亮。坐在里面，虽穿着厚厚的衣服，依然感到阴凉得有些瘆人，而且这里的隔音效果极好，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被过滤得一干二净。

写作考试的题目是《重逢》。这不仅符合戏剧要求的基本元素，也很符合十年动乱后，人们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跌宕命运。那时我爱好写作，写过一篇小说《遗忘荒原的红苹果》，说的是一位来自柬埔寨的女华侨，在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连中学还都没毕业，便随知青大潮来到北大荒，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得不离开北大荒，离开中国，到国外去找寻她的父亲。
粉碎“四人帮”后，她又回到中国，与她在北大荒的恋人重逢。这考试题正好撞枪口上了，我答得很顺利，几乎是一气呵成，早早就交了卷。另一场戏剧文学常识，答对的部分我全忘了，偏偏是那些答错的地方，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文学卷中问“举国欢庆”（这个词在当时很有时代特色）的“举”字当什么讲；戏剧卷中问萧伯纳的代表作，举出其中的一部。

由于教育局有规定，我担心即使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成绩再好，学校也不放我入学。于是我同时报考了普通大学，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这便是我参加的第二次高考考试。记得很清楚，考场在木樨园中学，那里离我教书的中学不远，我和学校老师曾到那里和木樨园中学的老师打过篮球赛，我的中学同学、作家萧乾的儿子萧铁柱，插队返城后也在那里当老师。对于这个考场我比较熟悉，环境影响心情，身心也变得放松许多。


这次考试是在夏天。第一天考试，我早早赶到木樨园中学，到那里一看，好家伙，校门外，操场上，树荫里外，密密麻麻站的都是人。我没有想到参加高考的人有这么多，后来一想，高考中断了11年，这些年积压下来的人自然不少，就像煤层的层叠、树木年轮的增加，这么多人都在聚集力量，在此一搏，渴望如煤般激情燃烧，如枝叶参天。

在考场上，我遇见了很多熟人，包括和我一样66届的高中毕业生。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可能像夏日树上开的花朵那般，开完一朵，还会有下一朵。

我还遇到了我教的学生。这并不让我感到惊奇，只是让我感慨。仿佛时光定格了12年，让年龄相差整整一轮的人重叠在一起，可以让正值花季的春花和迟桂残菊一并绽放……


我考得不错，第一天考完我最担心的数学后便自信满满，觉得上大学已是手拿把攥的事了。毕竟有12年没有摸过数学书，由于前一段时间主要对付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留给我复习数学的时间极其有限。我从学校的数学教研组借来从初一到高三的12本数学书，仅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把初中的6本数学书看完，但高中尤其是高三解析几何的复习，让我感到十分艰难。结果问题就出在试卷最后一道解析几何题上，我没有答出来，被扣了25分，其余题目我没有出一点儿错。对于我这“第二次高考”，总体还算是满意。

成绩出来了，我是我们那片总成绩第一名的考生。即使不让我上中央戏剧学院，也能上其他大学了。不管怎么说，迟了12年的大学之门，终于向我敞开。

我已经弄不清最后是区教育局还是我们学校网开一面，反正后来接到中央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学校同意我去报到，而且是让我带着工资入学的。那时，我们这所中学的老校长是位老教育家，早年从西南联大毕业，他只是要求我在报到前和年轻老师搞个座谈，谈谈我的学习体会。座谈会后，他夸奖了我，嘱咐我要好好珍惜这难得的大学时光。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握我手时，望着我的慈爱目光。
来源：北晚知味